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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方:记录非常时期的人和事难道不是作家应该做的吗?

时间:2020-02-29    点击: 次    来源:中国新闻周刊    作者:隗延章 - 小 + 大

    在接受采访时,方方有意无意的,将自己与“知识分子”和“关心公共事务”的标签拉开距离。她更愿意将自己发声的原因,归因于朴素的良知和正义感,“我根本不是一个关注公共事务的人。但我会关注民生和世道,关注个人的生活。”

(资料图片)方方。图/视觉中国

    作家方方:我关注民生和世道

     本刊记者/隗延章

    武汉封城第三天,方方开始接受《收获》主编程永新的建议,在微博上写下“封城记”的文字,很意外的是,她发现她的微博恢复了。

    方方因此广为人知,但大多数人只是知道她是一位作家,写下了“封城记”,但对于她的往事并不了解。事实上,方方作为当年“新写实主义”作家群中的干将,一直是作家中的实力派,而她近些年又以斗士的姿态向文坛上诸多暗面说不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此次她在疫情中的表现顺理成章,就如她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所说,“把非常时期的人和事记录下来,难道不是我们当作家的人应该做的吗?”

“新作和她的知识分子批判精神一脉相承”

    微博上,方方对现实问题勇敢发声。书斋里,她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。在疫情发生之前,她刚刚发表了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《是无等等》。小说的灵感来源于她听闻的一桩真实事件。小说中,方方将一桩凶杀案和一桩诈骗案交缠在一起,串联起四个小人物、两个大人物、两个警察的命运。小人物意外撞入大人物的生活,陷入一段冤狱,警察介入后小人物被释放,大人物却早已利用体制漏洞,诈骗一大笔钱财,远逃海外。

    方方为这部小说取过几个名字,比如《马后桃花》和《深不可测》,前者取自诗歌“马后桃花门前雪,出门争得不回头”。有一次,方方去麦积山游玩,在一座石窟前,见到匾上写着“是无等等”,当即决定将其作为小说名字。“是无等等”出自《心经》,“是”指“正确的事”,“无”意为“错的事情”,等等是指“不过如此”。连起来,则是:对错,得失,都不过如此。

    这四字也启发了方方对小说结构的构想。她将小说分为“是”、“无”、“等等”三部分,从三个视角讲述故事。

    “是”的部分是最没用的人马一鸣的视角,他为陷入冤案的朋友陈亚非奔波,最终自杀。“无”讲述了地产商人张照酉和朋友林松坡等人,合谋编织一起诈骗案,怕事情败露,将妻子杀害,将凶杀案栽赃陈亚非,后逍遥法外。“等等”则是从警察苏卫和杨高的角度讲述破案过程,苏卫起初急于立功,刑讯逼供陈亚非,险些将案件办成错案,后在杨高介入之后,找到真正的凶手。

    方方写作最多的题材,是关于底层生活和知识分子。这类涉及警察、犯罪的题材,在方方的小说中占比不多,但她也并非没有积累。90年代,方方受电视剧《命案十三宗》导演高群书邀请,去石家庄的监狱采访13个杀人犯。她也写作过《过程》《埋伏》等涉及罪案的小说。

    季亚娅是小说《是无等等》的责编,在她看来,《是无等等》与去年被媒体广泛报道的“劳荣枝案”和“操场埋尸案”构成某种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互文性,“我想这部作品的气质其实和她的知识分子批判精神一脉相承。这一次,方方对准的是90年代开始到世纪之交蓬勃生长的新自由主义资本市场之恶,很多当下问题的讨论起点,都必须回到那个年代。”季亚娅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作家与搬运工

    身处疫情中心,方方的痛苦、愤怒、悲伤是具象的。她对于这座城市太熟悉了。最早爆出疫情的华南海鲜市场,她的三哥就住在附近的一个小区,如今那个小区感染人数武汉第一。而疫情中还在举办百家宴的“百步亭”,方方曾经在那当过4年的搬运工。

    如今,方方已经在武汉生活了63年。她自己、家人、朋友、她小说里的人物,分布在这个城市的不同角落。以往,还能出门的日子,方方走在武汉街头,脑海里会闪过自己小说中的人物,“走到汉正街时,我会找李宝莉。过彩虹桥时,会想到何汉晴”。前者是《万箭穿心》中的人物,后者是《出门寻思》里的角色。《万箭穿心》在2012年时被改编成电影,备受赞誉,至今豆瓣评分高达8.6。

   虽然方方被当做武汉作家的代表之一,但她并非武汉生人,而是出生于南京。两岁那年,在水利部下游局做工程师的父亲,为了响应国家建设三峡大坝的决策,带全家溯江而上,从南京迁至武汉。三轮车将他们拉到一个叫刘家庙的宿舍,那里刚建起十六栋红色的楼房。

    在这十六栋楼房的院子里,方方完成了最初的文学启蒙和人格教育。她父亲学工科,却热爱文学,常给她讲《唐人小说》。家中,最大的家规是“不准说谎”。5岁那年,方方撕了哥哥的作业本叠飞机,母亲找到她,她撒谎说不是自己做的,被母亲严厉惩罚,“从此对说谎有了心理障碍”。

    方方读小学时,“文革”来临。父亲这期间过世,两个哥哥被下放到农村,家庭的重担压在她身上。为了养活母亲,方方在19岁时去了百步亭的一家运输合作社当搬运工,每月工资42元。更轻松的工作也有,是去工厂做学徒,但月工资只有18元,难以养活家庭。当时,她体重只有80多斤,却要扛起100多斤的大包。多年之后她回忆,那时领导说的最多的却是,“男女都一样”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。最难捱时,她对同事说,“如果30岁,我还在这个地方,我就自杀”。

    在百步亭当搬运工的日子,方方见识的世界,与她童年生活的院子里,那些知识分子们的生活完全不同。一次,一位同事跟她说,“今天早上,我老娘在我跟前啰嗦,我烦不过,一脚把她踹到墙角,她半天都爬不起来。”一边说,一边比划。

    另一次,方方去一个同事家,见到房间只有五六平方米,房间里有一个上下铺,同事和父亲各睡一个。一个纸盒,铺一块塑料布,就是饭桌,揭开又是衣箱。方方日后形容见到这一情景,有“惊吓感”。那时她与同事聊,同事却态度达观,常挂在嘴边上的是“怎么办呢?只能这个样子呀”。

    1978年,方方等来恢复高考的消息,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。彼时,新的世界已经开启,旧世界的痕迹却尚未褪去。方方记得,那时她参加了一个名为“红枫叶”的文学社,社团里讨论最多的几个话题是:小说能不能写爱情、能不能写悲剧、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暴露阴暗面,以及,文学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?

    方方开始了自己的写作。她的一篇小说,因为“调子阴暗”被毙掉了。大四那年,发表了处女作《大篷车上》,之后成为一名稿约不断的作家。她曾经的百步亭4年的搬运工生涯,成为她写作时常汲取的养料。她完成于上世纪80年代中旬的作品《风景》,被评论界称之为“拉开了新写实主义序幕”,小说中一对夫妻和9个孩子生活在只有13平方米的板棚屋里,困厄地挣扎与彼此殴斗,呆板、机械地打发着生活。这一切,像极了方方4年搬运工所见所闻的生活。

知识分子

    熟悉方方的人都知道,其实“封城记”并不是这位作家第一次用文字记录灾难。1998年洪灾,方方曾去湖北嘉鱼县的堤坝等地采访。有一次,她到堤坝那一刻,水已高过堤面,全靠堤上垒起的半米沙包挡着江水。灾难之后,方方写作了一篇名为《把这一切都记住》的文章,文中除了表达对解放军的赞美,着重提到对灾难背后人祸的反思,在结尾她写道,“请无论如何也要记住,这场洪水是大自然给我们人类的一个愤怒的大巴掌”。

    只不过,那时,中国还没有互联网,方方对洪灾的记录与反思,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。在大多数人心中,那时她并非一个关注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,更多还是一个书斋中的作家,依靠虚构和想象工作。

    90年代的作家方方,相比80年代,写作已经有所转变,她写作大量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。在她的笔下,知识分子的命运大多沉重、悲哀。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《祖父在父亲心中》里,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的祖父,一生“书生一样活着,勇士一样死去”。而到了父亲这一代,曾经“好穿白色西装”“勇敢反抗旧式婚姻”,“通晓五国语言”的父亲,最终在一场场政治运动中变得战战兢兢,懦弱无力。

    方方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“我对祖父的了解太少,他去世时,我父亲自己也才刚刚大学毕业。但我父亲则有一堆日记留了下来。他从1942年开始到他死的日记,都保留着。其实像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一样,他爱国,有正义感,希望生活安静平和,爱家庭,对政治运动充满苦恼,为自己所学无处可用感到悲观。尽管如此,他还是在努力地学习,希望有一天能有用处。‘文革’中,我父亲在家,除了读书就是读书。他们真是悲哀的两代人。祖父是遇到战争,社会动荡,导致被日寇杀害,而父亲更多的是在政治运动中不得安宁。”

    由于家庭关系以及自己的见证,方方对于知识分子的观察充满真切的细节。对于这个群体,她悲悯、同情又本能地审视。那些与方方同辈的知识分子们,在她笔下依然处境尴尬,在物欲逼迫下节节败退:《沧浪之水》中,曾经心怀士大夫理想的池大为,最终选择向权力投降;《无处遁逃》中,科研工作者严航,收入低微、老婆出轨,想要出国改变命运,却被美大使馆拒之门外。

    作品之外,方方本人,却没有她笔下的知识分子身上那股或窝囊或世故的气质。她个性直率、行事洒脱。某种程度上,她继承了祖辈和父辈老派知识分子原初的正直,也从当年搬运工的工友那里习得了一些朴素直接的处事之风。她没有知识分子的酸腐和瞻前顾后,更多的像是不谙世故的爽直。

    方方上大学时,一场诗会上,方方是唯一在场的大学生。一位老诗人让她发言,她说“很多老诗人已经写不出诗来了,可他们还在使劲写,这是很悲哀的事。更悲哀的是,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诗已经没人读了(大意)”。日后,像这样的直言不讳,已经成为方方的标签。毕业之后,方方在湖北电视台工作。一到开会,领导就跟她说:“现在我们开会了,你就回家吧”。“他们担心一让我发言,我就会说他们不想听的话”。方方日后回忆。

    方方对公共事务发声最初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,要从2014年说起。那年5月,彼时身为湖北省作协主席的方方,发微博公开质疑诗人柳忠秧“跑奖”。一年之后,方方又在微博公开质疑某诗人“跑职称”,矛头直指湖北省人社厅违规操作,让不符合晋职规定的“T诗人”顺利晋升到文科最高级别职称正高二级。曾经外界闻所未闻的文坛黑幕,被方方次第揭开,一时间引发轩然大波。

    文学编辑季亚娅第一次见到方方,是在《十月》杂志35周年纪念会上。方方给她的第一印象是:短发,很精神,嗓门大,“好像是五四青年或者是延安青年穿越到了当代”。她欣赏方方对公共事务的发言,“她是不会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为同路人讳这一套的,就事论事实事求是,很难说她有哪种固定不变的圈子或者派别立场”。

    质疑“跑奖”“跑职称”,和这次写作“封城记”,让方方在人们印象中,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越发鲜明。但在接受采访时,方方却有意无意的,将自己与“知识分子”和“关心公共事务”的标签拉开距离。她更愿意将自己发声的原因,归因于朴素的良知和正义感,“我根本不是一个关注公共事务的人。但我会关注民生和世道,关注个人的生活。”方方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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